大成殿內孟子像 永恒的人文關懷
2015-03-20 17:10:25 來源:東方圣城網

    孟子是儒家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,被后人稱為“亞圣”。但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是很高。唐朝中期韓愈著《原道》,把孟子列為先秦儒家中直接繼承了孔子“道統”,孟子的地位才逐漸上升。宋神宗熙寧四年(1071年),《孟子》 一書首次被列入科舉考試科目之中。元豐六年(1083年),孟子被追封為“鄒國公”,翌年被批準配享孔廟。

    話說北宋元豐七年,也就是公元1084年,五月壬戌,伴著未央的夜色,百官朝圣,一如往常,但其中一人手持奏章,神情肅然,行色匆匆。

    他便是晉州州學教授陸長愈,此次臨朝有要事將要上奏皇帝。肅穆的大殿之上行過君臣之禮,皇帝宋神宗與群臣商議國事,陸長愈奏請宋神宗,說道:“春季和秋季在學校設置酒食以奠祭先圣先師的時候,孟子應當與顏子等人一起享有!”話音懇切,擲地有聲。一時朝堂之上寂靜無聲,大家都對這個突如其來的想法不知所措,因為自從唐代以來,從未對祭奠的先賢們改動,又因為涉及到禮儀,事關重大。

    稍有片刻,等群臣回過神來,漸漸有人開始議論,有人說道:“但凡有資格享受祭祀以及隨從孔子一起被祭祀的人,都是春秋時代孔子同時期的圣賢,而孟子與他們一起享有一樣的待遇是不恰當的,從歷代習慣上講也不是合乎規范的。”此時大家議論紛紛,各持己見,一時之間,朝堂之上莫衷一是,而神宗看在心中,卻沒有作出任何表示。正當此時,禮官打消喧鬧的氣氛,說道:“遙想當年,唐朝太宗年間讓漢朝時期的伏勝、高堂生以及晉朝的杜預、范寧和顏回接受一樣的祭祀禮遇。直到如今和孔子一起享受祭祀的人也不都是與孔子處在相同時代,所以孟子在孔廟應當和顏回有一樣的地位,而荀匡、揚雄、韓愈也是弘揚圣賢道義的有識之士,都是有益于古今學問的人,到如今這么長時間還沒有享配高廟,的確是件十分遺憾的事情。希望從今天起在春秋季節祭奠圣賢的時候,讓孟子享有高廟的祭禮,荀匡、揚雄、韓愈也加封爵位,以他們所處的年代來定先后,與左丘明等二十一賢人一起享受祭祀。從國子監以及天下的學堂、宗廟都列上鄒國公孟子的塑像,衣著品級和兗國公顏回一樣。”禮官畢竟是這方面的“專家”,說完之后朝堂之上的紛爭偃旗息鼓,神宗欣然同意了陸長愈的奏請,詔定按禮部的意見施行。從此,孟子便被請進孔廟,與孔子同享祭祀。

    孟子的思想也隨其聲譽漸漸傳播開來。越來越多的人,上至王公貴族下至平民百姓,都對孟子的思想有所了解,并經受這些思想浸染著。隨著宋代的理學發展,理學家逐漸將孔子思想于孟子學說揉為一體,號稱孔孟之道,成為儒家思想學說及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。

    可是好景不長,至明太祖朱元璋時期,洪武五年(1372年)的一天,對于亞圣孟子的神靈來說并不是一個安靜的日子。這一天,盛怒之下的朱元璋,想把孟子的牌位從孔廟的位置上撤下來,取消他配享的待遇。孟子的配享地位受到了沖擊。這次可是來自封建皇帝的沖擊,看來孟子的配享地位真的岌岌可危了。這其中的原因何在呢?

    原來,明太祖朱元璋曾經翻閱《孟子》一書,當他看到“君之視臣如手足,則臣視君如腹心;君之視臣如犬馬,則臣視君如國人;君之視臣如土芥,則臣視君如寇仇。”等語時,頓時勃然大怒,認為這不是一個做人臣的應該說的話,命令罷免孟子的配享,并下詔說如有諫者以大不敬的罪名論處,并且命官員金吾(注:金吾將軍,為明代第六級武散階稱號,屬正二品官的升授之階。)用箭矢射之。

    但是歷代帝王閱讀《孟子》者甚多,緣何會是朱元璋這個皇帝會如此惱怒呢?這恐怕要從朱元璋和孟子兩人身上去找根源了。

    關于朱元璋有這樣的記載,他命令“有司造成均,凡士人肄習案座,皆以獨木為之”,人問其故,朱元璋回答說:“秀才頑,使之堅厚,毋敗吾案。”(見《明朝小史》卷1)此雖小事一樁,足可管中窺豹,見讀書人在其心目中所處位置。明太祖雖然用儒家思想安定國家,但他在骨子里又實在看不起儒生。

    妄自尊大、剛愎自用的朱元璋,對于“至圣文宣王”孔子這么一個播仁施愛的逝去的長者形象,是一百個不情愿。洪武二年(1369年),他就曾下詔說:“孔廟春秋釋奠,止行于曲阜,天下不必通祀。”詔令一下,朝野大嘩。時任刑部尚書的錢唐就伏闕上疏言:“孔子垂教萬世,天下共尊其教,故天下得通祀孔子,報本之禮不可廢。”侍郎程徐也上疏苦苦勸諫:“古今祀典,獨社稷、三皇與孔子通祀。……而不得舉其祀,非所以維人心、扶世教也。”(見《明史·錢唐傳》)經過大臣們這么一鬧,朱元璋也覺得實在說不過去,只得極不情愿地收回了命令。但他一直又心有不甘,于是幾年之后,便把這一腔的無名之火發在了孟子的頭上了。

    我們再來看看孟子的民本思想,孟子提倡“君之視臣如手足,則臣視君如腹心;君之視臣如犬馬,則臣視君如國人;君之視臣如土芥,則臣視君如寇仇。”在孟子的心目中,根本就不存在絕對的天子權威,君臣關系也是相對的。他說:“說大人則藐視之,勿視其巍巍然。”(《孟子·盡心下》)若“天子不仁”,則“不保四海”(《孟子·離婁上》)。這里孟子所說的“仁”,主要是對“民”來說的。為了得到天下,保有四海,天子就必須實行仁政,愛護人民。這便是孟子的政治觀點。在哲學上,孟子提出了“性善論”,即人生來皆具有仁、義、禮、智等天賦的道德意識、“良知”和“良能”,希望人人能夠堅持真善美的本性。戰爭觀點上,孟子在當時封建統治中就更顯激進了“得道者多助,失道者寡助”,以力服人的暴君,企圖用武力征服別人,就不斷地發動戰爭,“爭地以戰,殺人盈野;爭城以戰,殺人盈城。”這樣就犯了大罪,國君應該“服上刑”(《孟子·離婁上》)。生活于戰國戰亂不休、殺人如麻這種亂世之中的孟子,能有這些超越時代的思想,是難能可貴的。但這些民本思想,對正欲通過強權建立朱家千秋大業的朱元璋來說尤其刺眼、逆耳。并且朱元璋本來就對孟子那個時代異說紛呈的各種學說很反感,在洪武元年與儒學之臣討論問題時,朱元璋就曾說過:“戰國之時,縱橫捭闔之徒,肆其邪說。諸侯急于利者多從之,往往事未就而國隨之以亡,此誠何益?”“邪說之害道,猶美味之悅口、美色之眩目”,“夫邪說不去,則正道不興,天下焉得而治!”(《明史紀事本末》卷14)基于這種心理,閑暇之時,經常翻閱作為儒家經典著作之書《孟子》的朱元璋,看到這些內容就不高興了,因此厄運降臨到孟子頭上就沒有什么奇怪了。

    就在孟子面臨被罷黜孔廟的時候,刑部尚書錢唐挺身而出,冒死抗旨入宮廷進諫,并抬棺材上朝,對朱元璋說:“臣為孟軻死,死有余榮。”此言一出,朝臣一時無不為這位識大體、重大義的諫臣擔憂,朱元璋也著實無奈,一來見其官居要職,殺了可惜了人才,二來見其言辭誠懇,堅毅剛卓恐留于后世“殺賢臣、誅忠良”的罵名。最終沒有加罪于他。孟子的配享才得以保留下來。

    此次風波過后,孟氏族人十分感激錢唐,為了報答他的抱死苦諫的正義之行,特地在孟氏報德祠內設錢唐牌位,每到過年和祭祀時節祀便舉行較大的祭祀活動。后來,又將錢唐的牌位移到孟廟西廡,清同治十一年(1872年),其牌位升祀東廡,位列韓愈之上。

    孟子塑像幾經波折終于留在了大成殿內,從而也可見其思想在人民心中有著穩固的地位。孟子的“仁政”“為民”對歷代當權者是一種警示;其追求的“富貴不能淫,貧賤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”剛正不阿之風,對當下的個體來說更是值得令人深思的話語。時代在變遷,不變的是那些永恒的人性和我們社會文化中永恒的人文關懷!

責任編輯: 張怡耀 作者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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